“上起刺刀来！”

——记父亲周巍峙早期的文化活动

                                                  周七月

母亲的遗憾

上了年岁，回首往事，谁都难免会有遗憾。

母亲王昆这两年不止一次地说起，她最遗憾的，是没有把父亲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这首歌好好录一个合唱版的光盘。她说，这首歌其实才是父亲谱曲的最好的歌。有时，说着说着，她还会小声哼起来：“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我记得，“文革”结束后的一次纪念抗战晚会上，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曾经唱过这首歌。军队的交响乐队、军队的合唱团，再加上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焕发出来的无比热情和希望，将这首进行曲演绎得铿锵有力、势如沸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母亲又为这首歌排过一个男生小合唱。

作为一个歌唱家，母亲自己或为别人曾无数次地进过录音棚，现在用数字设备制作一首合唱曲也并不难，连录音室都不用进……但为什么一直想录又没有录这首歌？

父母亲都是有性格的人，当年好像对这首歌的音乐处理有一点分歧，此事就这么拖了下来，成了遗憾。

父亲谱写过不少歌曲：《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起来，铁的兄弟》《子弟兵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并称四大军歌，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相关大厅里。

母亲对《上起刺刀来》这首歌念念不忘，是欣赏；对父亲来说，这首《上起刺刀来》反映了他年轻时在上海的一段难忘时光。

参与并组织群众歌咏活动

父亲是30年代初离开老家去上海的。那时已经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新闻教育家戈公振先生，是父亲的东台同乡和远房亲戚，父亲叫他二舅。父亲从苏北的东台到上海投奔戈公振，被安排在申报流通图书馆做练习生。1932年，国际联盟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去东北，临走时把父亲托付给了邹韬奋先生，那时父亲16岁。

1932年韬奋先生创办《生活日报》筹备处时，父亲是文书。韬奋先生被迫流亡海外后，《生活日报》筹备处撤销，经戈公振、韬奋先生介绍，父亲又开始在李公朴先生身边工作。父亲在这两位杰出人物身边都得到了历练。

那时，为了筹备申报流通图书馆及业余补习学校，父亲每天到公朴先生家里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报、收集整理图书资料、做联络工作；更重要的，是代李先生给青年复信，整理讲话稿，有时还将复信整理成文稿，发表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上。当时国民党政府企图把“读书问答”连根拔掉，李公朴、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他们也觉得“读书问答”已无法满足当时抗日救亡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李公朴主编，艾思奇、柳湜任编辑，父亲协助工作。

《读书生活》1934年11月创刊，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1936年3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由李公朴先生担任社长。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公朴先生被推为负责人之一。此时，父亲已经是公仆先生的秘书了，主要协助他在青年中做些指导工作，并担任《读书生活》杂志的助理编辑。

父亲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这些民主先驱者和党内一些老同志的带动下进步起来的。没有这段经历，他可能还长期在痛苦、徘徊中，不知会走上哪条道路。他的这种情况，应该代表了当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因为那时政治黑暗、生活艰难，使许多青年长期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父亲在李公朴那里为读者复信时，信上看到的都是这类问题。他很同情这些青年，按照自己的经验给他们复信，提供一些意见……这也是他比较自豪的一段经历。

1934年底，父亲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刘良模先生领导的民众歌咏会学唱歌。这个歌咏会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总干事刘良模先生是一位进步的文化人，歌咏会最早唱的歌曲就有用外国歌曲《摇小船》填词的《救中国》。

1935年，父亲参加了聂耳在电通影片公司时创办的业余合唱队。聂耳去日本后，这个合唱队由吕骥负责，并从电通公司搬到大陆商场排练。参加合唱队的多是店员、工人、学生和失业青年，但都有一点文化；还有电影界的陈波儿、许幸之等；再就是话剧演员，如崔嵬、丁里、李绦之这三位“山东大汉”。那时的唱歌不仅仅是娱乐，主要是救亡斗争的需要，是通过歌唱活动激励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表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激情。

当时，刘良模先生还办了好几处工人夜校，通过歌咏、戏剧、文化学习及时事宣传等活动，向工人们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父亲和丁里两人负责在西门路祥康里的小学教室教工人唱歌、为工人排戏。参加排戏唱歌的大部分是纺织女工，每周两次，一般是父亲先教歌，重点教过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女工歌》等救亡歌曲。歌教完了，丁里开始排戏，戏的内容也是关于生活贫困的女工经过抗争，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父亲与丁里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彼此以同志相称。

1936年父亲又发起组织“新生合唱团”，不但领着大家练唱抗日救亡歌曲，还请冼星海、贺绿汀、塞克、沙梅等名家给队员们讲课。为了作掩护，合唱团还练习当时流行的英文歌曲，因此巡捕房的人来检查，大家就用英文歌《甜蜜的家庭》应付他们。新生合唱团一直坚持在大陆商场活动，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推进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后来他们中有的成了新四军，还有的去了延安。

那时，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还没有诞生。父亲深深感到，爱国的歌者是多么需要一本大家都爱唱的歌集。有了他的群众工作和歌咏活动的基础，出版《中国呼声集》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国呼声集》与《民族呼声集》

父亲在《我所认识的李公朴》一文中曾回忆说：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前夕，李公朴因骑马摔伤了手臂，住进了医院，并仍在医院坚持工作。我常去陪他住院，协助他处理一些工作。我们谈起群众迫切需要革命歌曲，李公朴鼓励我说：“我赞成你好好收集材料，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让全国大众都怒吼起来，这对于推动救亡运动，有多大意义啊！”

1936年7月，在李公朴和孙师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在上海编印的第一本全部是抗日救亡歌曲的集子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取名《中国呼声集》，由李公朴作序。李公朴在序里写道：

 周君对于音乐极有兴趣，在业余时间，研究乐理和声乐，近来正在尝试作曲，他的一些音乐上的知识，完全是一点一滴地从自修中得来的。他编选这本歌集的时候，不但重视歌词的意识，同时，对于各曲的旋律，也曾加以研究，而在可能范围内，也曾把少数歌曲很慎重地修改了一部分。至于一般歌曲集里所发现的写谱方面的错误也完全改正了，为了便利大众能读简谱，他又很通俗地把一些最普通的法则写了出来，使人一读就懂，所以这本中国呼声集，无论在内容形式都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种，也是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极端需要的一册大众歌唱的必备书。

由此可见这本歌集是顺应当时救亡和启蒙思想主流的出版物。父亲专门为这本书写了《怎样读简谱？怎样唱？》，说明他当时考虑到了这本小册子的启蒙作用。在《编者的话》中，他写道:

这儿有的是：雄狮醒觉后的怒吼，挣扭锁枷时的长啸。在这些呼声里，被压迫的大众已一致的喊出自己的要求了：大众要抗敌，要除奸，要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大众绝对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

……

我希望全国的人们，都能唱这些雄壮的歌曲，会唱的人都去教别人，把这些吼声传布到每一个极小的角落里去，使全国大众的精神奋发起来，使救亡意识在怒吼声中坚强起来，统一起来：这就是我编选这本歌集的最大的希望了。

《中国呼声集》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众多大大小小专业合唱团和业余合唱团必备的教材。有的合唱团甚至人手一册，团员们视为宝贝。没有歌本的，就借书手抄或刻蜡板油印。读书生活出版社先后印刷了两版，共三万册，全部销售一空，仍供不应求。

一本歌曲集，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引起当局的注意，便派人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查抄《中国呼声集》。那天，父亲正好在楼下营业部，被堵个正着。他们问父亲《中国呼声集》主编周巍峙，作曲者吕骥、孙慎，词作者孙师毅、塞克、冼星海的地址，父亲都说不知道。他们说，这些人送稿子来，取稿费，不留下地址吗？父亲说：大部分歌曲是从社会上收集来的，不是作者送来的，或者是作者让人送来的，稿费也常是别人代取——就是作者本人来取，我们也无权问别人的住址，现在去哪儿找呀？他们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地拿着十几本“禁书”走了。

那时父亲的名字是周良骥，周巍峙只是笔名。特务们向周良骥打听周巍峙的住址，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父亲取此笔名本意就是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这天，他真正面对面做到了。

《中国呼声集》第一版出版后，由于社会上对这本书的需求很大。为了继续在人民大众中推进救亡歌咏运动，组织群众参加斗争，父亲与社领导及孙师毅、盛家伦等人商量，决定把《中国呼声集》改名为《民族呼声集》，主编改名为何立山（暗喻面对黑暗势力，像山一样巍然不动）。发行单位也不用读书生活出版社，随便起了一个“山东歌曲研究会”的名字。丁里很赞成这个改头换面的办法（用“山东歌曲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也是这位山东汉子的点子），他立即构思，重新设计了《民族呼声集》的封面，封面就是一幅很好的宣传画。

《民族呼声集》1937年4月出版，一共收入父亲创作的10首抗战歌曲。《上起刺刀来》最早发表在当时的进步期刊《光明》月刊上，由丁里绘谱，也被收入《民族呼声集》中。

1936年11月23日李公朴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捕。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获释出狱。公朴先生出狱后不久就决定带柳湜、桂涛声和我父亲一起去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父亲从内心感到公朴先生实际上是要和共产党、八路军直接联系，于是决定随同公朴先生奔赴山西前线。

公朴先生在结束太原的工作回南方之前，征求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父亲表示愿意留在太原，参加“全民通讯社”的工作。后来父亲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及组建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再接待李公朴率领的救亡演剧队时，父亲已经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是驻临汾办事处的秘书兼八路军学兵队的音乐教官。

对父亲来说，“上起刺刀来”已经不再是一首歌，而是父亲从军的事实。

音乐界有人说，父亲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对他在文化部主持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298卷的出版，为建筑“中华文化长城”所作贡献，加以称道。但父亲在《八十自嘲》一文中，却幽默地自我描述说：“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父亲对上海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种情感渗透在他数十年的生活里——他一直喜欢吃上海本帮菜；他接到上海朋友的电话，就会很流利地冒出一串上海话。有时还会给当年合唱队在上海的队员打个电话，彼此问候一下。父亲很少讲自己，很少谈他年轻时在上海的经历，但平时和我们聊天，他也会提到当年的一些趣事，比如：

史量才一辈子都只穿长袍，从不穿西服，所以看到我父亲穿的蹩脚西装就颇有微词，觉得年纪轻轻还穿个西装……

李公朴吃西瓜只吃中心一块，其他就让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吃。所以我父亲虽然穷，但不缺西瓜吃……

他们这些人当时很年轻，正是饭量大的时候，又没有钱，有时实在馋，就一块儿去俄国大菜馆，只要一份红菜汤。当时俄国大菜馆的传统是面包白吃，随便要，于是他们就不断地要面包……直到服务生只端一片上来。

正是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使父亲至今对红菜汤情有独钟，百吃不厌！

父亲是幸运的。如今他已经是接近百岁的老人，身体不错，记忆力还出奇得好。他常常会临时说出一个名字，让我帮他查找。因此，我觉得他在沉默时还会想起20岁前在上海的那段生活，想起他的那些长辈和朋友，想起他那时的信念：救亡和启蒙！

如今母亲也是接近90岁的人了，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将父亲的《上起刺刀来》录出来。但父亲已经用他的生命完成了这首歌。

“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本文作者为周巍峙之子，导演、编剧、艺术家具设计师）